我叫孙德胜,今年五十二岁,在河南周口下面的一个县城开麻将馆开了整整八年。说是麻将馆,其实就是自家临街的铺面,三间打通了,摆了十二张自动麻将桌,一天到晚哗啦哗啦响。八年里,我见过形形色色的赌客,有男有女,有老有少,有当官的,有做生意的,有在家种地的,也有在厂里打工的。干了这么些年,今年年初我把麻将馆关了,彻底不干了。不是挣不着钱,恰恰相反,这行来钱快得很。但我不想干了,因为我终于想明白了一个道理:我开的不是麻将馆,是害人馆。八年了,我亲眼看着一拨又一拨的人,因为打麻将把日子过得一塌糊涂。今天我把这些事说出来,不是为了显摆我觉悟多高,就是想让更多人知道,那哗啦哗啦的麻将声底下,藏着多少眼泪和后悔。

我是二零一六年开始干这行的。

那时候我在县城开着一个早餐店,卖胡辣汤、油条、包子,起早贪黑的,一个月也就挣个四五千块。隔壁铺面的老张开了个棋牌室,每天下午和晚上都坐得满满的,一桌抽水二十块,十张桌子一天转两轮,就是四百块,一个月一万二,还不用像我们卖早餐一样四点钟就爬起来和面。

老张跟我关系不错,有次喝了酒跟我说,德胜,你那个早餐店趁早别干了,又苦又累还不挣钱,不如跟我一样开个麻将馆。你这铺面比我的还大,多摆几张桌子,一个月轻轻松松万把块到手。我当时心动了,回家跟我媳妇商量,我媳妇不同意,说那玩意不是正经行当,来打麻将的都是些什么人?游手好闲的,不务正业的,你跟他们搅和在一起,能有什么好结果?

我没听她的。男人嘛,总觉得媳妇见识短。我花了三万多块钱买了十张自动麻将桌,把铺面重新拾掇了一下,二零一六年三月份,麻将馆就开张了。

刚开始的时候生意不好,一天到晚没几个人。我急得嘴角起泡,就去找老张取经。老张说你这就不懂了,开麻将馆靠的是人气,人越多越有人来,你得先拉一批老客户。他给我支了个招,让我免费一个星期,茶水瓜子全包,不管谁来都让打。我照做了,果然一个星期以后,人就开始多了起来。有免费的谁不打?打了免费的,习惯了,收费的时候也不好意思不来了。

我的麻将馆就这样慢慢有了固定客源。来的人五花八门,我把他们分成了几类。有一类是退休老头老太太,每个月有退休金,儿女不在身边,在家闲着没事,来打打麻将消磨时间。这类人是最无害的,输赢不大,打个小一块两块的,一天输个二三十块就收手了。但这类人也少,因为年纪大的经不起熬夜,一般打到晚上九十点就回家了。

第二类是家庭主妇,老公在外面挣钱,她们在家带孩子做饭,孩子上学去了没事干,就跑到麻将馆来打发时间。这类人最容易被麻将毁掉,因为她们时间多,一开始打小牌,打着打着就想打大的,赢了想赢更多,输了想翻本,越陷越深。而且她们花的钱是老公挣的,输多了没法交代,就开始撒谎,骗老公说买菜买衣服花掉了,甚至有人去借高利贷来赌。

第三类是做生意的小老板,手里有点钱,又不需要坐班,时间自由,就泡在麻将馆里。这类人输赢最大,一晚上输个几千上万的都有。我就见过一个开超市的,半年时间把超市输没了。还有一个小包工头,手里有个几十万,天天来打,打了一年多,钱输光了,老婆也跑了。

第四类是公职人员,公务员、事业单位的、国企的,这类人最怕曝光,所以他们一般不来我的麻将馆,嫌档次低,都去那些高档的茶楼或者私人会所打。但也有个别混得差的,收入不高又好赌,就跑到我这种地方来。

八年时间,我见过太多太多被麻将毁掉的人和家庭。今天我就讲几个我记得最清楚的。

第一个是马姐。

马姐全名叫马秀英,是二零一七年开始来我这儿打牌的。她那时候四十出头,长得白白净净的,说话细声细气的,一看就是那种过惯了舒服日子的女人。她老公在郑州做建材生意,据说不小,一年挣个百八十万。马姐在县城带孩子,孩子上了寄宿学校,一个星期才回来一次,她一个人在家闲得发慌,就出来打麻将。

马姐刚开始打得很小,五块十块的,输赢几百块。她这个人牌品好,输了不红脸,赢了不咋呼,大家都喜欢跟她同桌。她在牌桌上话不多,但人缘好,谁家有个红白喜事,她随礼从不小气。我跟她聊天,问她在县城住得习惯不习惯,她说也就那样吧,老公一个月回来一两次,平时就她一个人,闷得慌。

她打麻将的频率越来越高,从最初的一个星期来两三次,到后来天天来,有时候一打就是一整天,中午在我这儿吃碗泡面,晚上接着打。赌注也越来越大,从五块十块涨到了一百二百,一晚上输赢上万是常事。

我提醒过她,说马姐,你悠着点,别打这么大。她笑笑说没事,输赢也就几万块钱,不算什么。我知道她老公有钱,但我也知道,再有钱也经不住这么输。那段时间,马姐前前后后输了多少,我估摸着起码有三十多万。

二零一八年冬天,马姐忽然不来了。过了大概两个月,她又来了,但整个人像变了个人似的,脸蜡黄蜡黄的,眼窝深陷,头发乱糟糟的,穿的衣服也旧了。她打了几圈,输了两千多,掏钱的时候手都在抖。我偷偷问她咋了,她眼眶红红的,说老公知道她输了几十万,跟她离婚了,孩子也判给了男方,她现在一个人租房子住,在超市当收银员,一个月两千多块。

我听了心里不是滋味,不知道该说什么。马姐擦了擦眼泪,说我没事,就是想孩子。那天她打完牌走的时候,我送她到门口,看着她瘦削的背影消失在路灯下,心里堵得慌。

从那以后,马姐还是偶尔来,但打得很小了,十块二十块的,输赢也就一两百。她脸上的笑容少了,打牌的时候也不太说话了,打完就走,从不逗留。有一次她打完牌,忽然跟我说,德胜,你知道吗,我最后悔的不是输了那些钱,是输了孩子。我孩子现在都不愿意接我电话,他爸跟他说我赌博败家,我不是个好东西。

她说这话的时候没哭,但比哭还让人难受。

马姐的故事还没完。二零二零年,她又出事了。

那天晚上十一点多,我正准备关门,马姐突然跑进来,脸色煞白,浑身发抖,说德胜你帮帮我,有人要打我。我问怎么回事,她说她跟人打牌输了钱,借了高利贷,现在还不上,人家追到家里来了。

我还没来得及说话,门口就冲进来三个男的,领头的是个光头,脖子上挂着大金链子,指着马姐骂,说今天不还钱就把她手剁了。我问欠多少,光头说连本带利六万。马姐说只借了两万,光头说放屁,借两万三个月不还,利滚利不是六万是多少?

我劝了几句,光头根本不听,说这是道上规矩,谁来都不好使。他让两个手下把马姐往外拖,马姐吓得尖叫,抱着桌子腿不放。我一看这不行,真要出了事,我这儿也得吃官司。我赶紧从柜台里拿了三万块钱出来,说我这儿只有三万,多的没有,你们先拿走,剩下的我替她想办法。

光头接过钱点了点,说剩下的三万下个星期来拿,别耍花样。说完带着人走了。

马姐瘫在地上,抱着我的腿嚎啕大哭。我扶她起来,让她坐下,给她倒了杯水。她哭了很久才慢慢停下来,说德胜,我活够了,活着太累了。我吓坏了,说你可千万别想不开,你还有孩子呢,孩子还小,你不能让他没有妈。她苦笑着说,他有妈跟没妈有啥区别?

那天晚上我叫了个出租车送她回去,千叮咛万嘱咐让她别做傻事。第二天一早,我去了她租的房子,敲门没人应,我慌了,赶紧让房东拿钥匙开门。门开了,马姐躺在床上,手腕上全是血,旁边放着一把水果刀。我差点没吓死,赶紧打120,把她送到了医院。还好发现得早,命保住了。

马姐出院以后,我帮她联系了她在郑州的弟弟,把她接走了。她走的那天,我送她到车站,她拉着我的手说,德胜,谢谢你,你是好人。我说马姐,你别谢我,我这麻将馆也有责任,我要是不开这破地方,你也不会陷得这么深。她说跟你没关系,是我自己作的。

她上车以后,我站在车站广场上抽了半包烟。那半包烟抽完,我做了个决定,把麻将馆关了。

但我没关成。

原因很简单,我的客人不答应。他们听说我要关门,一个个跑来劝我,说德胜你关了门我们上哪儿打去?你这生意好好的关什么门?我说我不想干了,心累。他们说你是不是嫌抽水少了?我们给你加。我说不是钱的事,就是不想干了。他们不依不饶,天天来磨,我媳妇也劝我,说你关了店我们吃什么?你开个早餐店一个月才挣几千,你房贷谁还?孩子学费谁出?

我犹豫了一个星期,最终还是没关成。我把名字改了,不叫麻将馆了,叫棋牌室,挂了个新招牌,想着这样心里能好受一点。

可名字改了有什么用?人还是那些人,麻将还是那些麻将,输的还是输,哭的还是哭。

第二个我想说的是老魏。

老魏全名魏志国,比我大两岁,以前是我们县城一家国企的车间主任。二零一八年企业改制,他下岗了,拿了十几万买断工龄的钱。本来这笔钱够他安稳过几年的,可他偏偏沾上了麻将。

老魏是二零一九年春天来我这儿打牌的。他个头不高,胖墩墩的,戴个眼镜,说话慢条斯理的,看着像个文化人。他打牌也跟别人不一样,不慌不忙的,每张牌都要想一想才出,输了也不急眼,还笑呵呵的。我刚接触他的时候觉得这个人挺有素质,后来才知道,他是那种输赢不挂在脸上的人,这种人往往最危险,因为他心里不认输。

老魏刚开始打一百两百的,手气不错,赢了不少。他那段时间精神头特别好,每天打扮得精神抖擞地来,打完牌还请牌友吃饭喝酒,出手大方得很。我看他赢了钱,心里反倒替他担心,因为我知道,麻将这东西,赢钱是暂时的,输钱是长久的。你赢了别人的钱,别人会想着翻本,你自己赢了钱,也会想着赢更多,最后谁都跑不掉。

果然,老魏的好运气没持续多久。从二零一九年下半年开始,他的手气急转直下,场场输,有时候一晚上输掉一万多。他老婆是个厉害角色,知道他在外面打牌输钱,跑到我麻将馆来闹过好几次,指着我鼻子骂,说我开赌场害人,要去公安局举报我。老魏拉着她不让去,两口子在门口又打又骂,引得一群人在旁边看热闹。

老魏输了钱,就把家里的积蓄拿出来赌。积蓄输光了,就开始借钱。先是跟亲戚朋友借,亲戚朋友借遍了,就开始借高利贷。到我这儿打牌的人里头,有好几个是放高利贷的,专门盯着那些输红了眼的赌客,要多少给多少,利息高得吓人,月息一毛,十万块钱一个月利息一万。

老魏借了多少钱我不知道,但我听说他把房子都抵押了。他住的那套房子是厂里分的,虽然旧了点,但一百二十多个平方,在县城也能卖个四五十万。他把房子抵押出去贷了三十万,拿到钱的当天就来了我这儿,一夜之间输掉了八万。第二天又来,又输掉六万。第三天,他把剩下的十六万也带来了,准备翻本。

那天晚上我看着他红着眼睛坐在牌桌上,心里一阵阵发凉。我找了个机会把他叫到外面,跟他说老魏你回去吧,别打了。他瞪着我,说你这是什么意思?你开麻将馆的还不让人打牌了?我说你今天是来翻本的吧?你知道翻本的概率有多大吗?越翻越输,越输越翻,最后什么都没了。

他不听,把我推开,又坐回了牌桌。那天晚上他手气确实好了一点,赢了三四万,但他没走,接着打,最后又把那十六万输了个精光。

凌晨两点,牌局散了,老魏一个人坐在麻将桌旁,低着头,一动不动。其他人都走了,我关了门,走到他旁边坐下。过了很久,他抬起头,摘了眼镜,用袖子擦着眼睛,说德胜,我这辈子完了。我说不至于,你才五十出头,还有机会。他说我没有房子了,也没有钱了,老婆要跟我离婚,儿子也不认我了,我什么都没有了。

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个罪人,我没开这个麻将馆,老魏也许会在别的地方打牌,但至少不会在我眼皮子底下把自己毁成这样。

老魏后来怎么样了,我也不太清楚。二零二零年疫情过后他就没再来过。听说他老婆跟他离了婚,他搬到了城郊一个城中村租房子住,在一个工地上看大门,一个月两千块钱,勉强够活。去年我在街上碰到过他一次,他老了很多,头发全白了,背也驼了,见了我想躲,我喊住他,跟他聊了几句。他说他现在不打牌了,戒了,戒了三年了。我说那就好,身体还好吧?他说还行,就是血压高。我想请他吃个饭,他摆摆手说不麻烦了,转身走了。我看着他蹒跚的背影,想到他几年前意气风发的样子,心里说不出的难受。

马姐和老魏是我印象最深的,但不是唯一的。八年来,我见过的被麻将毁了的人,十个手指头都数不过来。

有个叫小陈的,二十六岁,在县城一个电子厂打工,一个月工资四千多。他迷上麻将以后,天天泡在我这儿,班也不上了,老婆带着孩子回娘家了,他也不管。他在我这里输了多少钱我不知道,反正他把他老婆攒的嫁妆钱都偷出来输了,八万块钱,一夜之间没了。他老婆来我这儿找他,抱着孩子跪在地上求他回家,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把他老婆推倒在地,说滚开,别耽误老子打牌。我看不过去了,站起来把他的牌推了,说你回家去,今天我不让你打了。他瞪着我,说你算老几?我说我是老板,我有权利不让你打。他骂骂咧咧地走了,第二天又来了,我没让他进门。后来他去了别的麻将馆,听说因为欠了高利贷被人打断了腿。

有个叫小刘的,是个货车司机,跑长途运输的,一个月能挣七八千,在我们这地方算是高收入了。他老婆在服装厂上班,两个人攒了几年钱,刚买了房子。小刘跑车辛苦,每次回来就想着放松一下,跑到我这儿来打麻将。一开始一两天就打几百块钱,后来赢了钱就飘了,越打越大。有次他一晚上输了两万多,把一个月挣的钱全输了。他老婆知道后跟他大吵一架,差点离婚。他哭着求我帮他戒赌,我说你自己要有决心,我帮不了你。他后来把工资卡交给他老婆管,自己身上不留一分钱,每次出车回来直接回家,再也不来麻将馆了。说实话,看到他这样,我很欣慰。

还有一个是我心里最过不去的,老周。

老周长得五大三粗的,一米八几的个头,两百多斤重,开了一个早餐店,就在我麻将馆隔壁。老周这个人做东西好吃,包子皮薄馅大,胡辣汤熬得浓稠鲜香,每天早上排队的人能排到马路对面。我跟老周做了六年邻居,关系处得不错,他做早餐辛苦,每天凌晨三点就起来和面,一直忙到中午十一点才收摊。收摊以后他没事干了,就跑我这儿来打麻将。

老周打牌有个毛病,手气差的时候喜欢喝闷酒。他每次来都自带一瓶牛栏山二锅头,一边打牌一边喝,输了喝,赢了也喝。我劝过他好几次,说老周你身体那么胖,还有高血压,不能这么喝。他不听,说喝点酒咋了,又没喝你的。

二零二一年夏天的一个下午,老周又来了。他那天手气很差,打了两个小时就输了两千多。他闷闷不乐地坐在那儿,一瓶二锅头不知不觉就喝完了。他又让我去隔壁超市给他买一瓶,我说不行,你今天喝太多了,不能再喝了。他不高兴,自己去买了一瓶,又喝了大半瓶。

打到晚上七点多,老周忽然说头疼得厉害,脸色发紫。我赶紧让他躺下,让旁边的人打120。救护车还没到,老周就开始吐,吐出来的全是血。我吓坏了,手忙脚乱地帮他擦嘴,他抓住我的手,想说什么,嘴里全是血沫子,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

老周被送到医院,诊断是脑溢血。他在重症监护室躺了七天,最后还是没救过来。他才四十八岁,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。他老婆哭得昏过去好几次,他女儿刚考上大学,学费都没交齐。

老周死后,他老婆来找我,说德胜,是你害死了老周。我说嫂子,对不起。她说你开麻将馆挣黑心钱,老周天天在你那儿打牌喝酒,你为什么不拦着他?我说我拦过,他不听。她说你是开麻将馆的,你就不该让他进去。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,因为她说得对。老周如果不去我那儿打牌,就不会喝那么多酒,不会脑溢血,不会死。

老周死后,我把麻将馆关了一个月。那一个月我哪儿都没去,天天坐在家里发呆。我媳妇不敢跟我说话,怕惹我伤心。我儿子从郑州打电话回来,说爸,要不你把店关了吧,别干了,你来郑州找个工作,我给你安排。我说不用,我再想想。

一个月后,我又把麻将馆开了。不是因为我想开了,是因为我不知道除了干这个我还能干什么。四五十岁的人了,没有一技之长,出去打工没人要,去工地身体又吃不消。不开麻将馆,我和我媳妇吃什么?我儿子的房贷谁还?

但我变了。我把赌注限制住了,最大不能超过五十块,超过了我不让打。我又规定了一个人一天最多输五百块,输够了就不让打了。这两个规定一出,很多老客户不来了,嫌我这儿太小气。生意差了不少,一个月少挣好几千。但我心里踏实了,至少我不会再眼睁睁看着别人倾家荡产。

可该来的还是来了。

今年春节前,公安局搞了一次大清查,全县的棋牌室麻将馆都被查了。我被叫去问话,做了笔录,罚款五千块,责令停业整顿。警察跟我说,老孙,你这麻将馆开了好几年了吧?我说八年了。他说八年了,你也不容易,但你这行当不是个正经行当,你想想那些因为你开这个麻将馆而倾家荡产的人,你心安吗?

我又想起了马姐,想起了老魏,想起了小陈,想起了老周。

那天晚上回到家,我跟媳妇说,不干了,这次真的不干了。我媳妇看看我,没说话,转身去厨房给我下了碗面条。我吃着面条,眼泪掉进了碗里。

我把麻将桌全都处理了,十二张自动麻将桌,当初买的时候三千多一张,现在五百块一张都没人要。最后有个收二手家具的来了,十二张桌子加板凳,一共给了我三千块钱,还不够当初买一张桌子的钱。

铺面我租给了一个开理发店的,一个月租金两千块,比我开麻将馆的时候少了一大半。但我心情比以前好多了,再也没有人来找我哭诉输钱了,再也没有人在我门口打架闹事了,再也不会有人因为在我这儿打牌而脑溢血去世了。

前几天,我在街上碰到了马姐。她回县城来看她妈,精神状态比以前好多了,脸上也有了血色。她跟我说她在郑州找了个工作,在一个商场当导购员,一个月能挣三四千。她儿子今年高考,说要考郑州的大学,这样就能离她近一点了。她说这话的时候眼里有光,那种光我很久没在她眼里看到过了。

我问她还打麻将吗?她说早就不打了,连麻将桌都不看了,听见哗啦哗啦的声音就头疼。我说那就好,那玩意真不能碰。她说德胜,你知道吗,要不是你当年救了我,我早就死了。我说你别说那话,好好活着比什么都强。

我们站在街边聊了十几分钟,然后各自散了。我看着她远去的背影,忽然想起了老周。老周没能等到这一天,他四十八岁就走了,留下老婆和孩子。他女儿后来去了大学,学费是亲戚凑的,听说学习很刻苦,年年拿奖学金。

老周的早餐店现在换了老板,是个年轻人,卖的东西跟老周差不多,但味道差远了。我有时候早上去吃碗胡辣汤,喝着喝着就想起了老周,想起他凌晨三点起来和面的样子,想起他满手面粉跟我打招呼的样子,想起他最后握着我的手嘴里全是血沫子的样子。

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,就是没能在老周还能回头的时候拉他一把。也许我拉过,但拉得不够用力,不够坚决。如果我早点把麻将馆关了,如果我再狠一点不让他进门,也许他现在还在隔壁做他的早餐,还在凌晨三点起来和面,还在天不亮的时候点亮那个小小的铺面,用一碗热气腾腾的胡辣汤温暖这座小城的早晨。

可惜没有如果。

八年开麻将馆的经历,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:麻将这东西,它就是一把软刀子,不声不响地割你的肉,放你的血。它不会像毒品那样让你一下子完蛋,但它会一点一点地消磨你的意志,蚕食你的家产,瓦解你的家庭。你以为你只是玩玩,可玩着玩着就玩进去了。你以为你能控制自己,可最后是它控制了你。

我跟很多人说过,凡是爱打麻将的,没有一个人日子过得好。注意我说的是“爱打麻将”,不是“偶尔打打”。偶尔打打,逢年过节跟亲戚朋友娱乐一下,输赢几百块,那没问题。但如果你天天打,心心念念地打,不打就难受,那你已经上瘾了,你已经在悬崖边上了。

我见过太多的例子,没有一个例外。那些把麻将当主业的人,最终都没有好下场。不是输光了家产,就是闹得妻离子散,要么就是像老周一样,把自己的命搭进去了。你以为你是例外?你不是。你只是还没走到那一步。

今年过年,我儿子回来看我,知道我把麻将馆关了,很高兴。他带了一瓶好酒回来,跟我喝了半斤。他说爸,你终于想通了。我说不是想通了,是看透了。他说你知道我这些年最担心什么吗?我最担心你哪天也被抓进去了,或者跟那些打麻将的人打起来出什么事。我说现在不会了,爸不干了。

儿子敬了我一杯酒,说爸,你是我见过最明白的人。

我喝了那杯酒,心里五味杂陈。

我明白什么了?我不过是花了八年时间,用别人的血泪,看清了一个最简单不过的道理。人生在世,钱没了可以再挣,房子没了可以再买,但有些东西没了就永远没了。时间和健康,不会给你重来的机会。家人的信任和爱,碎了就是碎了,粘不回去的。

我的麻将馆关门的那天,我把最后一张麻将桌搬上收废品的车,站在空荡荡的铺面里,听着墙上的回音,想起了这八年里来来往往的那些面孔。马姐的眼泪,老魏的眼镜,小陈的通红双眼,老周的满嘴鲜血,像放电影一样在我脑子里过了一遍。

我从铺面里走出来,锁了门,把钥匙揣进口袋。街上的路灯亮着,照着来来往往的行人。有人在散步,有人在遛狗,有人拎着刚从菜市场买回来的菜,慢悠悠地往家走。他们的日子平淡,但真实,安稳,踏实。

我忽然觉得,这样的日子挺好的。比哗啦哗啦的麻将声,好一万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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